2024年4月，beat365官方网站甘怡群課題組在中科院一區期刊Political Psychology在線發表題為“Neoliberalism and Governmental and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的論文，該研究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評價。該研究發現，國家層面的新自由主義（以經濟自由度指數劃分）對政府遏制大流行的政策反應的非線性軌迹有負面預測作用。具體而言，在新自由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在第一波疫情的後期階段，嚴格的遏制政策應對措施出現了急劇下降。此外，國家層面的新自由主義對個人的大流行病保護态度和行為有負面影響。所有這些效應都與國家層面的個人主義分數無關。該研究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如何在大規模、持續時間長的公共威脅中導緻負面後果，為今後調整公共危機管理提供了實用指導。

鑒于傳統的政府能力指标和文化因素（如個人主義）在解釋不同主體對 2019 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反應差異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提出并考察了新自由主義--一種強調自由市場和自治原則的新的知識文化傳統--的作用，作為政府和個人對大流行反應差異的額外解釋。通過分析第一波大流行期間 106 個國家的政策反應和 104 個國家 105203 名個人的反應，本研究發現，國家層面的新自由主義（以經濟自由度指數為表征）對政府遏制大流行的政策反應的非線性軌迹有負面預測作用。具體而言，在新自由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在第一波疫情的後期階段，嚴格的遏制政策應對措施出現了急劇下降。此外，國家層面的新自由主義對個人的大流行病保護态度和行為有負面影響。

本研究為相關文獻做出了三大貢獻。首先，本研究是第一項定量研究國家層面的新自由主義對政府和個人對 COVID-19 大流行的反應的影響的研究。特别是，研究發現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遞增的，且獨立于個人主義的影響。這對于理解近期疫情激增時的反應差異至關重要（Liu，2021 年）。

其次，本研究可以激發對政策反應進行更精細的讨論。本研究利用 OxCGRT 數據集來描述大流行期間政策實施的動态波動。通過這種動态方法，研究發現新自由主義對 COVID-19 大流行的限制性應對政策的長期可持續性産生了不利影響，從而為 "大流行疲勞 "現象（即對大流行的應對疲勞）提供了新的解釋（Petherick 等人，2021 年）。

第三，本研究還揭示了國家層面的新自由主義對個人應對 COVID-19 大流行的影響。一些研究指出，個人層面的政治經濟保守主義在概念上與新自由主義重疊（Azevedo 等人，2019 年），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個人層面的政治經濟保守主義可能會導緻較少參與預防行動、較低的風險認知以及對經濟重新開放的更多支持（Jain 等人，2022 年；Newman 等人，2022 年；Pennycook 等人，2022 年）。本研究結果采用了社會表征的視角（Guimond 等人，2013 年；Morris 等人，2015 年），進一步證明了國家層面的新自由主義以結構性、制度化的形式也會對個人的反應産生影響。

本研究對處于結構性、制度化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的政府和個人也有實際意義。在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公共危機時，政府在制定和修改法律和制度時，應系統地平衡新自由主義倫理與其他同等重要的價值觀（如公平和相互關懷的價值觀）。從自下而上的角度來看，公民也應在公平和生命應被放在首位的領域中，參與建設更好的公共衛生體系（Jacobs & Myers, 2014）。

該論文是甘怡群教授“心理學研究論文寫作”的課程作業。劉遠澤和吳仲達為本研究的并列第一作者， 王钰瑩、董志文和孫朝陽依次為本文作者。甘怡群教授為本文的通訊作者。該研究由甘怡群教授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完成。

Liu, Y.+, Wu, Z+., Wang, Y., Dong, Z., Sun, Z., & Gan, Y*. (2024). Neoliberalism and governmental and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45(2), 363-382. https://doi.org/10.1111/pops.12927

2024-12-13